↖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中国影响力-3..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

有些人有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科技相当发达了，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这方面都领先了；
  四大银行加起来，资产规模了不得了，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在世界各地的资产加起来，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多边国际开发机构资产加起来的总和，如此等等。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理所当然地可以起主导作用了？我们有很多的话语权了？其实并没多少。
所以下一步，我们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央行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增长，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进一步加强汇率机制的改革，扩大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债券市场和股市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需要靠我们中国整个金融系统一起努力。
目前（2021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和债市总的占比大概为5%，外国人在我们的银行资产占2%左右；

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市占35%，债市41%，银行资产占13%，因此是高度开放的。

在韩国股市，外资占33%，在印度股市，外国占16%，也比我们多。

  中国的股市、债市全部加起来，所有证券投资占全世界的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条件是不成熟的。那么关键的步骤，我认为还是要扩大金融部门高水平的开放，开放自然会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影响力，当然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那么，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是需要智慧的，这不是简单依靠GDP多少就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具备有利的条件，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就不容易被颠覆，体量大就有回旋的余地。第二、我们现在管理和应变能力，跟以前相比也在提高。在很多情况下，风险是一种预期，它不是实际的风险，要控制风险的预期。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可能感觉风险很大；有的时候，风险其实很大，感觉不大，正确的判断是极为关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容忍度，应该有所提高，没有一定的容忍度，越是急于调整，波动越大。
  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胀、汇率，都是如此。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多少？三万亿美元？其实不对。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一部分，就是外汇储备，应该要加进去。比如，我们跟俄罗斯或伊朗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就避免了动用美元，而且将来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的贸易也会用人民币结算。这部分的结算的人民币，怎么不是外汇储备呢？
  全球七十个央行的外汇储备里面都有人民币了，我们怎么自己反而不算呢？但不是所有的人民币都是外汇储备，只有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的那一部分人民币才是储备，应当要加上去。2017年，外汇大量流出，当时有个口号叫保三万亿，为什么要保三万亿？
  为什么是三万亿？   而不是二万亿？   其实，一旦人民币流出到一定的程度，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流入就有了盈利的空间，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外汇就会流入。
  严格控制流出，使得在外已经签订了投资协定的企业无法兑现承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对整体形象、契约精神和公信力，都是有伤害的。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暂时关闭外汇市场，才有必要性。我认为，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宏观上的操作，需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实际效果将适得其反。
 

所以，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都需要有一个容忍度的问题；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波动，波动将会更大。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要对偏离常态进行和缓的、稳步的、适度的调控。有风浪才能冲浪，在游泳池里不能冲浪，但游泳池里也会淹死人。所以，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预期，要对此有正确判断。
现在来谈谈亚投行的治理架构和运作理念。首先，亚投行坚持多边主义，但是，其股权结构不同于其他多边机构。股权分配是以GDP为计算基础，股权结构自然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成为大股东，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小股东。
  区域的股权分配是75%是亚洲，25%是非亚洲。但是，亚洲里边有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现在还没有进来，亚洲的75%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域外国家并不多是欧洲发达国家，还有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其次，亚投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从一开始就诚心诚意地邀请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加入。如果只是一些借款的小国加入进来，先不用说评级问题，整个银行高标准的形象就很难支撑起来。
  我们现在的成员遍及各大洲，遍及有主权国家的各大洲，南极洲不算，南极洲没主权国家，其他都有。按GDP算，中国是最大股东，我们的股份占30%，投票权是26.06%。因为按照国际机构原则，大家分享一点免费的投票权，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本，大国投票低于股本。
  我们当时为了鼓励大家加入，还增加了创始成员票，这两个加起来15%，所以大国的投票权低于股份，而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份，这样有利于增强小国的话语权。我们中国的投票权是26.06%。按照章程，通过一般的议题，简单多数，即50%；
  重大政策、吸收新成员、选举行长，需要特别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数，即75%。亚投行尽量不用投票的方式通过重大事项，努力争取达成一致，以维护团结一致，有事大家商量原则和精神。

当然，中国拥有实际否决权，这是根据GDP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中国刻意和强行要求的。对此，其他成员，特别是印度和欧洲国家，不是没有担忧的。但是，欧洲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票数加起来，也可以超过75%，加起来也有集体的否决权，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平衡，解决了心头之忧。
亚投行的建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制定游戏规则是多么重要。我们以前一直是玩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有的时候，游戏规则会改一改，当然在国际机构里，不容易那么改。这一次，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并邀请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参与。
  整个过程，平等协商，体现了不同发展程度和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创举。
我们业务的以亚洲国家为中心，但是，也要顾及域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贷款业务需要扩展到其他地区，这是因为亚洲不可能独善其身，互联互通不限于亚洲自己内部。我们这个银行，跟世界银行是不一样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这个银行借款，没有出资国和受援国之分。
  当然，欧洲国家是不会来借的，但是，我们就是想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多边机构，坚持最佳实践，非政治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矛盾，不要扯到多边机构里来。在中印边境闹冲突的时候，亚投行仍然给印度提供贷款，国内有些人都想不通，怎么我们这边在打架，你们那边还给印度提供贷款？
  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企业和银行一说，他们都很理解，我们的企业想进去还进不去呢，怎么不可以？再说资金又不是给他们白送的，要还本付息的。也有人认为，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给印度提供贷款呢？
  我怎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时候打起来呢？   我们早就排好了日程，根据项目进度上董事会，双方在这个时候闹起来，我们怎么改？我没法改。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亚投行管理部门依然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办事，在国际上的反响非常正面。这是对亚投行国际机构性质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前不久，我跟德国智库开一个视频会，德国人对此大为惊讶，印度居然在亚行的贷款总额里占25%，是第一位的借款国。我说，这有什么惊讶的，这不就是国际机构么？我们不能平时讲国际标准，最佳实践，遇到实际问题，就想不通了，另搞一套。一旦失信于人，要挽回声誉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现在谈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2017年由董事会批准的   “能源战略”里，并没有排除煤电，只是为提供燃煤电厂项目融资设立了一些较为苛刻的条件。实际上，五年来，我们从未做过煤电项目，或者与煤有关的项目。
  我在去年九月份，一次国际徽商大会上提出，亚投行不做煤电项目或者与燃煤有关的项目，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上特别是欧洲国家，使得亚投行的声誉地大大提高了。这次我在博鳌参加一个圆桌会，那个会上也有外国人，商务部钱克明副部长在发言中提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他说有个问题挺纠结的，就是输出煤炭技术。有些国家要我们国家帮忙建造煤电厂，但是造煤电厂又有声誉问题，所以感到很纠结。
  我在发言中介绍，亚投行是不搞煤电的，我们的资金有限，亚投行要起导向性作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会上，我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明确宣布“一带一路”不搞煤电，只支持清洁能源，必将大大提高“一带一路”的声誉。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更多是当学生，多学习，现在也可以当老师，给别人上课了。但是，全方位地赶超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一点，谦虚谨慎，这总是没错的。

最后，我讲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又回到刚才开始讲的，经济重心，国际的影响力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平分秋色。1990年后，美国一家独大，当惯了老大，没有人可以挑战它。现在中国崛起，美国受不了，麻烦会不断。中美之间，还是要合作。我感到，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壮大，美国最终还得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当然，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过程。
  我国领导人有句重要的话：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虽然没点名，但意思很清楚，这句话是对有些国家的告诫。

我的理解是，这也是对自己的警示。因为我们已经是大国了，我们在跟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要有大国的风范和气度，要有大国的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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