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6：从七普数据看大国人口形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2..

　6 人户分离人口比2010年增长88.52%，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流动趋势明显，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2%、192.66%、69.73%。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低于常住18.5个百分点。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达12484万人。

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动比例差异明显。其中，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地区吸收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收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收468万人，占比仅3.75%。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7 2020年性别比为105.07，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

　　2020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较2010年略有降低，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0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别为72334、68844万人，占比分别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目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有明显改善。

分省看，2020年辽宁、吉林2省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黑龙江、河南、河北、四川、重庆等17省介于100-105，新疆、福建、广西等9省介于105-110，广东、海南、西藏在110以上。整体看，东北呈现“女多男少”的特点，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99.70、99.69、100.35，人口流入大省广东性别比高达113.08。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光棍和城市大龄剩女现象日益突出。第一，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第二，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

农村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动性受家庭资源、财富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在事业发展期面对巨大的恋爱、结婚、养育等成本时，如果没有遇到物质与理想同时匹配的择偶对象，更倾向选择不婚甚至不恋，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

　　8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

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

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我们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

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

分地区看，2009-2016年东部城镇建设用地增量比例低于城镇人口增量比例12.9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1.7、4.4、6.8个百分点。分城市看，2006-2016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36.0%，土地供给仅增长14.4%；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3.0%，土地供给增长26.1%。

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们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请参考“泽平宏观”深度报告《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六大失衡与对策》）

　　9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突出

　　2010-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7.2%、16.8%、38.4%、27.6%。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为24767人。

分省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于30%，学历水平高；内蒙古、江苏、陕西、宁夏等20省介于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于20%。从受教育年限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

文盲人口3775万人，文盲率由4.1%降为2.7%。分省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1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山西、广东、辽宁等10省介于10-11年，黑龙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于9-10年，青海、云南、贵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寒门难出贵子”现象突出，名校录取中来自农村和寒门的比例下降。我国近十年来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升至2020年0.474，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学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19年清华在内地招生3400名，农村及贫困地区学生656人，占19.3%，其中通过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计划录取的学生有379人，若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清华农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国香港年轻人被一套房子绑架一生，高房价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年轻人奋斗的梦想。

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全球各经济体房地产市场表现差异极大，有的陷入高房价困境，带来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中国香港和英国；有的暴涨暴跌，引发金融危机，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房价长期稳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国和新加坡。

1998年内地住房制度改革学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的英国（参考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动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重要，可关注我们将于近期推出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

　　10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

　　七普数据表明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来，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灰犀牛之一。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我们建议：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我们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是该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了。是该形成共识了。是该全面放开生育了。

　　(本文作者介绍：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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