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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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0 , 2678 , 101 , 130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是民族发育和国家统一。
民族发育,我想应该包含汉族在内。中国要是只有华夏族—汉族,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国。还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是很多民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历史传统背景不一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国,必然要付出代价,付出一些民族之间的代价,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现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事实,其中也有很多非冲突的、和平的状态,可能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我们考察各民族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不应该只是从我是汉族,你是少数民族,只是从你和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汉族也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也同周边民族形成过冲突。汉族要是不经过五胡十六国的局面搞出一个民族大融合来,汉族还是原来的汉族,那就没有隋唐的局面。因为隋唐时期的发展,包含着大量非汉族的血统,非汉族的文化,非汉族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在里头。
  所以有人甚至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隋唐国家究竟是汉族的国家,还是汉族和鲜卑族合建的国家?中国并不重视对血统的考虑,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不像英国人一样,计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统,四分之一的血统,盎格鲁一撒克森的血统,中国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想法。要承认各族有它自身发育的过程,汉族也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
  少数民族从一个落后的状态上升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完全自主、自觉是不可能的,总会带来一些冲突,带来一些灾难。把这个灾难的问题放在民族发育总趋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间去考虑,就比较能够理性地看待。

五胡十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的,大体上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内蒙、辽西辽东。他们由于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有向农业过渡这样一种要求,总是要接近比较方便的农业区,接近农业文化,因此向边塞靠近是一个自然趋势。
  他们后头有一些比他们更落后的族,也在兴起,这些族把他们向中国内地这个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动。而中国偏偏又有一些政权,由于边疆的空虚,由于边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袭,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关系好一点的族来守边,主动把他们招引到边塞地区。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造成这个形势。五胡十六国局面开始的时候,五胡都处在更接近内地的地方,一个一个进人到中原。五胡十六国造成破坏,颠覆了西晋。到后来一个代替一个的十六国就不是汉族政权,而是胡族政权,一个胡代替另一个胡,只有极少数例外。
  我们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悲惨的,汉族与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问题毕竟还要从历史的结局来看,这些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族,失败以后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中国,都留在中国;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中国边疆地区,大部分都沉淀在内地。
  后来他们子孙改成了汉姓,文化也是汉族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汉人,汉族因此而强大,而壮大。所以,民族冲突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接受的,当收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想,荒芜土地的开发好多都是沉淀下来的少数民族做的,汉族经过那么大创伤以后还是那么大的一个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数民族人口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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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就是说,历史的灾难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应用到中国民族之间所造成的灾难的时候,这句话非常有启发。因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站在历史灾难中间来观察,而是要站在灾难过去以后,来看看它的后果如何,这个后果往往是历史的进步,来对这个灾难做出补偿,这个补偿超过灾难对民族的作用。
  有了十六国的大灾难之后,才有了隋唐,没有十六国、北朝这样一段历史的话,隋唐的局面确实形成不了。因为隋唐文化十分兴盛,朝代是很开放的,民族是很开放的。从姓氏来判断,那时少数民族的数量相当大,而且是居于高层领导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将更多,不光是过去的鲜卑,还有后来的突厥、契丹等等。
  《唐书》人物传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来其民族所属。不光是中国,外国文化也不排斥,所谓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还有的是从印度来的文化。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权,给中国历史带来新血液、新气象。
  这样的一个政权对中国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却是在灾难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权。
看待这个问题往往要从历史的某一个段落终结,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样我们会比较理智一些,不完全处在一种情感之中。这里顺便提到一句,我们爱国主义的提倡当然有重要的作用,爱国主义涉及到民族的时候,应当理智地考虑,有一些事可能在这个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状态,扬此抑彼,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等。总而言之,要理性一点。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个困难的事,也有很多反复。局部的短期的汉人胡化,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总体的、全局的少数民族汉化,是更大的一个潮流。我这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所以说是   “入侵”,因为在当初向中原打进来的时候是一种入侵,有抵抗,正义、非正义还是存在的,不是抹杀这些东西。
  三次入侵造成的后果,有几个民族对中国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拓跋鲜卑,没有拓跋鲜卑的作用,就没有隋唐这样一个帝国。一个是蒙古族,蒙古族结束了一次严重的民族对立、国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国外的,当时所谓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间,最先依靠的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
  把色目人带到中国来之后,又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西藏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蒙古人的手里解决了。西藏,追溯历史,关系很深远,从文成公主起。
  但是那个时候,西藏并没有入版图,还是一个对等的状态,随时可以脱离。唐后期,吐蕃可以一直打到甘肃,打到陕西,把长安也闹得一塌糊涂。真正把西藏作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管起来,作为中央直辖区管起来,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开始。
  第三个特别有贡献的是满族,是满族解决了中国近代版图的一些困难问题,天山南北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正式进入行政区就是在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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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从国土开发、民族发育两个方面看待中国古代统一问题。这两个方面不断发展所诱发的矛盾,使中国的统一有张有弛,有缩有盈,有退有进。但总的来说, 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统一发展。
  总括起来看,第一,西周东周时期,在统一问题上,最早形成了统一观念,奠定了中国统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础。

第二,秦汉时期创造了统治大国的制度基础和治国经验,逐步形成了统一规模、统一传统。在技术手段那么低下的状况之下统治这样一个大国,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统治这个大国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必须要一个专制主义统治,专制主义到最后形成了专制皇权。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无上皇权,在统治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一代一代相传,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对路易十四的   “朕即国家”,欧洲的“朕即国家”比起中国“朕即国家”的现实来说,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国就是“朕即国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国家”的观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传统,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资本主义萌芽萌不出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种传统在里面,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需要后代来把它纠正。
  

第三,隋唐收获了十六国以来丰硕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

第四,元明清时期进一步营造了统一国家的局面,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民族分布的格局,使得中国得以以统一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代史 +统一 +民族 +汉族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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