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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pitalism

三、资本主义

直到现在，一切文明都是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

在过去，文明与私有财产是连在一起的。有些人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而又主张由政府控制生产手段，这种人很可怜地犯了自相矛盾而不知觉。

如果历史经验可以吿诉我们什么事情的话，那么，私有财产与文明之不可分，就是它所吿诉的。

我们没有经验，说是社会主义可以提供像资本主义所可提供的那么一样的高的生活水准[5]。

市场经济制度从来没有充份而纯粹地试行过。但是，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的轨道上，大体上有一个总趋势，那就是，趋向于废除那些妨碍市场运作的法制。随着这一趋势继续进步，人口大大增加，而大众的生活标准提高到以前梦想不到的水准。

一个（当代的，1950年代）普通的美国工人所享受的生活之舒适，连古代的富豪、将军，乃至国王如Croesus，Crassus，the Medici，和Louis XIV也会嫉妒他。

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纯经济的，我们可以只用本书所用的方法来讨论它们：即，对人的行为和一切可想得到的社会合作制度加以贯彻的分析。

至于人们为什么要嘲笑和污蔑资本主义，而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事情都叫做「资本主义的」，把所欣赏的一切事情都叫做「社会主义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是与历史有关的，必须让历史学家去处理。但是，还有几个其他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

极权主义的鼓吹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的恶魔，可怕的祸害。

在马克斯（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眼光中，它是人类演化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但是即令如此，也是最坏的祸害；所幸解放就要到来，将使人们永远脱离苦难。

在其他人的见解中则以为：只要人们在作经济政策的选择时，更道德一点、更技巧一点，资本主义的避免是可能的。所有这些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既是偶然的现象，就可消灭它而不要改变那些在文明人的行为与思想中的基本要件。

因为他们忽视经济计算这个问题，他们也就不知道消灭了金钱的计算所必然引起的那些后果。他们也不了解：不用算术的社会主义人（socialistmen），在心境上和思想方式上，将会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讨论社会主义，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心境的转变，即令我们把它所带来人们物质生活的那些悲惨后果置之不闻不问。

市场经济是在分工下的一种人为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意涵，它是偶然的，或矫揉造作的，而可用别的方式来代替。

市场经济是一长期演进过程的产物。它是人们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调节他们所不能改变的既定环境的结果。它好像是个战略，人们已经很成功地运用它从野蛮进到文明。

下面这个说法在今天的著作家当中是常见的：

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在过去二百年曾经有惊人的成就。现在不行，因为过去有利的事情，对于我们以及对于将来，不会是有利的。

这样的推理与经验的认知法则显然是相冲突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再提出「人的行为科学能否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这个问题，即令对于这个间题可给以肯定的答复，像这样的实验主义者所作的推理，确是可笑的。

实验科学是说：因为a在过去是有效的，它在将来也会有效。决不可以反过来说，因为a在过去有效，所以在将来没有效。

责骂经济学家不管历史，这也是常常听到的。据说，经济学家把市场看作理想的永恒的社会合作模式。他们专注于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而不管其他。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过去的二百年当中，即使现在，也只限于地球上相当小的地区，和少数的人口。

过去和现在，都有些其他的文明，在处理经济事件上，有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方式。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现象，是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转到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的一个过渡而已。

所有这些批评都是不眞实的。当然，经济学不是历史或任何其他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人的一切行为的理论，人的行为有一些不变的范啭，这些范畴在所有可想得到的特殊情况下都会运作，经济学是陈述这些范畴和其运作的一般理论。

因而它对于历史的和人种学的问题之硏究，也提供了不可少的心智的工具。一位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如果在他的工作中，不知道充份利用经济学的成果，他的工作一定是很粗劣的。事实上，他并不是不受他所鄙弃为理论的东西的影响，而接近他所研究的主题。

他在收集事实（他所谓的未搀杂的事实）的每一步骤中，在安排这些事实，以及从而得出结论的时候，都是接受经济学成为科学以前的那些粗疏的经济理论，和那些已被推翻了的经济理论的指导。其中有的是观点混淆，有的是断章取义。

市场社会是在其中可以应用计算的人的行为的唯一模式，关于市场社会的问题之分析，开辟了一条渠道，通向一切可想得到的行为方式和一切经济问题的分析，而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所遇到的。

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的方法，只能在这样的假设下研究，即假设在这些方法中也可用些基数（cardinal numbers）来记录过去的行为和计划未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把纯粹市场经济之研究放在他们研究的中心的道理。

缺乏「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且忽视演化因素的，不是经济学家，倒是他们的批评者。经济学家完全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在人类从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演化而来的时候开始。

「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这是个错误的名称）的鼓吹者是想消除演变的后果。在他们的心目中，凡是存在不能回溯到远古，或不能在原始部落的习俗中发现的东西，都是造作的，甚至是颓废的。他们认为：如果某一制度为野蛮时代所没有的，这就证明这个制度是无用的、腐败的。

马克斯和恩格斯，以及普鲁士的历史学派的教授们，知道了私有财产「只」是个历史现象的时候，他们高兴极了。自他们看来，这就证明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是可实现的[6]。

有原创力的天才是不同于别人的。作为一个新事物或前所未闻的事物的创导者，他和别人所接受的传统标准和价値是格格不入的。

在他的心目中，一般循规蹈矩的普通人的例行工作，简直是糊涂。照他看来，「布尔乔亚」是「愚蠢低智」的同义词[7]。那些为忘掉和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而仿效天才的作风以自娱的倒霉的艺术家们，也使用这个名词。

这些放浪不羁的人们，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一切，都叫做「布尔乔亚的」（bourgeois）。自从马克斯把「资本家」这个名词弄成和「布尔乔亚」同义以来，他们就把这两个字互换地使用。

在各种文字的字汇中，「资本主义的」和「布尔乔亚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指，一切可耻的、堕落的、不名誉的东西[8]。

相反地，人们把所认为善良的、値得称赞的，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样：一个人任意地把他所不喜欢的每件事物都叫做「资本主义的」，然后再从这个称谓推断出这件事物是坏的。

这种语义混乱更进一步。西斯蒙迪，中世纪浪漫主义颂扬者，所有社会主义作家，普鲁士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者教导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剥削制度，牺牲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只为一小部分奸商谋利。

没有一个正派的人能鼓吹这种“疯狂”的制度。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对一小部分人有利，而且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马屁精”，他们要么太迟钝而不承认事实，要么就剥削者的自私的阶级利益向辩护者行贿。

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敌人的字汇中，是意指大商人和万万富翁们所主张的那些经济政策。现代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有一些——但决不是全体——是主张限制自由贸易和竞争的，其结果是形成独占。

他们看到这个事实于是乎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代表保护主义、卡特尔（cartels），以及竞争的废除。

他们还说：不错，在过去有个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都主张自由。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最有益于那时的英国布尔乔亚的阶级利益。但是，情况变了，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即剥削者所主张的，目的在于另一政策。

我曾经指出，这种武断严重地曲解了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9]。有些人基于私利而要求保护既得的利益，希望有限制竞争的政策而从中得利。这种人过去有的是，现在也总是有的。

年老退休的企业家和过去成功者的不肖子孙，讨厌那些向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挑战的敏捷能干的暴发户。想把经济情况弄成僵固以阻碍改进的，是他们。

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就要看舆论的气候。在十九世纪当中，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言论塑成的意理结构，使这种愿望无法实现。

当自由主义时代技术的进步，推翻了生产、交通、交易的一些传统方法，可是，那时一些既得利益受了损害的人们并未要求保护，这是因为那种要求是无希望的妄想。

但在今天，阻止效率高的人与效率较低的人竞争，却被认为是政府应做的事。舆论同情压力圃体阻止进步的要求。黄油的生产者很成功地斗胜了人造奶油。乐师战胜了留声音乐片。工会是新机器的劲敌。

在这样的环境中，效率低的工商业者要求保护，以对抗有效率者的竞争，这是不足为怪的。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陈述：今天，有许多、或有一些工商业团体不再是自由的；他们不主张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相反地，而是要求种种干涉政策。

但是，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已经变了，「成熟的资本主义」（这是美国人用的名词）或「后期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斯主义者的说法）的特征是保护工人、农民、店主、技工，乃至有时也保护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既得利益。

这种说法是完全使人误解的。作为一个经济概念讲，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不变的：如果它有何意指，那就指的是市场经济。

如果你默认一个不同的术语，你就是剥夺了你自己用以适当处理现代历史和经济政策问题的语意工具（semantic tools）。

这种错误的命名法，只有在我们了解了「那些用这个名词的假经济学家和政客们的企图是想不让人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的时候，才成为可懂的。

他们想使人们相信，所有叫人讨厌的政府干涉政策都是由「资本主义」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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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Russian "experiment" see Mises, 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 1947), pp. 80-87 (reprinted in the new edition of Mises, Socialism [New Haven, 1951] pp. 527-592).

[5] 關於俄國的「經驗」，參看Mises, 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 1947), pp. 80-87.

[8] The most amazing product of this widespread mode of thought is the book of a Prussian professor, Bernhard Laum (Die geschlossene Wirtschaft [Tubingen, 1933]). Laum assembles a vast collection of quotations from ethnographical writings showing that many primitive tribes considered economic autarky as natural, necessary, and morally good. He concludes from this that autarky is the natural and most expedient stat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at the return to autarky which he advocates is "a biologically necessary process." (p. 491).

[6] 這個普遍的思想方法所形成的最叫人吃驚的結果是一位普魯士的敎授Bernhard Laum寫的那本書（Die geschlossene Wirtschaft [Tubingen, 1933]）Laum從人種學的論著中，引用了很多資料。那些資料都證明，許多原始部落把經濟的自給自足看作自然的、必要的，而且善良的。因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自給自足是自然的、最便利的經濟狀態；回復到自給自足——他所鼓吹爲「一個生物的必要程序！」（p. 491）。

[9] Guy de Maupassant analyzed Flaubert's alleged hatred of the bourgeois in Etude sur Gustave Flaubert (reprinted in Oeuvres completes de Gustave Flaubert [Paris, 1885], Vol, VII). Flaubert, says Maupassant, "aimait le monde" (p. 67); that is, he liked to move inthe circle of Paris society composed of aristocrats, wealthy bourgeois, and the elite of artists, writers, philosophers, scientists, statesmen, and entrepreneurs (promoters). He used the term bourgeois as synonymous with imbecility and defined it this way: "I call bourgeois whoever has mean thoughts (pense bassement)." Hence it is obvious that in employing the term bourgeois Flaubert did not have in mind the bougeoise as a social class, but a kind of imbecility he most frequently found in this class. He was full of contempt for the common man ("le bon peuple") as well. However, as ha had more frequent contacts with the "gens du monde" than with workers, the stupidity of the former annoyed him more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p. 59). These observations of Maupassant held good not only for flaubert, but for the "anti-bourgeois" sentiments of all artists. Incidentally,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from a Marxian point of view Flaubert is a "bourgeois" writer and his novels are an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 of the "capitalist or bourgeois mode of production."

[7] Guy de Maupassant在Etude sur Gustave Flaubert（再刊在Oeuvres completes de Gustave Flaubert [Paris, 1885], Vol, VII）一文裡面，分析過Flaubert（法國小说家）所寫的對布爾喬亞的憎惡。Maupassant說：Flaubert "aimait le monde" (p. 67)；這是說，他喜歡在巴黎社交圈子裡面走動，這個圈子的組成員包括貴族、富有的布爾喬亞，乃至傑出的藝術家、作者、哲學家、政治家、和企業家（促進者）。他把布爾喬亞這個名詞作爲「愚蠢低能」的同義詞來使用，而對之下這樣的定義：「凡是有卑劣思想（pense bassement）的人，我叫他布爾喬亞。」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地知道，Flaubert在使用「布爾喬亞」這個名詞時，他的心中並不把布爾喬亞看作一個社會階級，而是在這個階級裡面，他所常常遇見的那種愚蠢低能者。他也同樣地輕蔑平凡的人（le bon peuple）。但是，由於他接觸世俗的人比接觸作家們要頻繁得多，前者的愚蠢低能使他煩惱的機會也就比後者的多（p.59）。Maupassant的這番觀察分析，不僅對於Flaubert而言是對的，而且適用於一切藝術家「反布爾喬亞」的情緒。附帶地，我還要特別指出：從馬克斯的觀點來看，Flaubert是一位布爾喬亞的作者，而他的小說是「資本主義的或布爾喬亞的生產方式」的「上層意理」。

[10] The Nazi's used "Jewish" as a synonym of both "capitalist" and "bourgeois."

[8] 納粹黨人把「猶太人的」這個形容詞當作「資本主義的」和「布爾喬亞的」同義詞來使用。

[11] Cf. above, pp. 80-84.

[9] 參考第十三章第三節最後的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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