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二本学生们梦碎大城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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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身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

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十二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八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下岗的历史潮流，曾让一个个稳定的家庭分崩离析，其对个体和家庭带来的隐秘创伤，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在我离开工厂师傅后，竟会因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们的孩子相见。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将这种后果，归结到大学期间缺乏职业规划。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

一个远房的姐夫，见胜轩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是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和他聊起这段经历，他反复提到两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

胜轩的工作非常杂乱，“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公司待遇低（干了四年，到离职时，月薪仅仅两千多元），人际关系复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势女领导对他的压制。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几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真正学点东西。

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从下决心，到考试，到入职新单位，一个星期”。

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

胜轩以网络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

“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

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

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

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

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在基层单位，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试，其实领导早就做了决定。”

胜轩目前的工资，除去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个月还有三千九百元。毕业八年，他的存款不到一万，他笑着，“不出去旅游或者其他享乐，倒也饿不死”。

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境况，既然转为公务员编制的可能为零，那么，民政专职的岗位，对他而言，不过权宜之计。他帮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岁，除了两千元退休金，必须依靠兼职打工，维持开销。

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

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四年前，胜轩参加过省考的公务员招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尽管最终没有选上，却进一步坚定了他考公务员的决心。接连三年，他年年参加，从未落下，“有两年考老家四会的财政局，还有一次考农业局，反正都考家乡的岗位，广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除了考公务员，他还摸清了广州市事业单位的招聘规律，利用周末去参加各类招考，“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尽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有些单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对厉害的竞争对手，胜轩坦言“很绝望”。

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两百多人竞争一个名额。

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

胜轩始终认为考试技巧很重要，始终认为自己知识准备得不充分，尽管一次次失败，早已让他看清现实，“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还是对考试的突围心存幻想。

“事业单位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

他将此当作一项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在乎已经考得麻木。

胜轩考公务员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务员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考公务员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

062111班学生毕业多年的实践，不过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

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

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

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

我知道，对062111班的孩子而言，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务员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胜轩将自己的一次次挫败，归结到职业规划出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部分来自背后那个羸弱的家庭。

摆在胜轩面前的出路越来越清晰，但选择也越来越逼仄。随着考公务员的日趋白热化，他已不占任何优势，考广州的事业单位，三十五岁的年龄线马上临近。

他明白要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只有创业一条路。

在大多数同学都已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

“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这个可以算的，绝对买不起。”

平心而论，下岗的父母能够自食其力，已让他倍感欣慰，两位老人好不容易从生活的泥泞中挣扎出来，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家庭那样，轻而易举地给独子提供购置婚房的首付。对他这样的八零后而言，想买房，如果凑不齐首付，一切都是白搭。

大时代的裂变早就开始，而且还将继续。

综观这个时代，可以发现，近十年内，顺着潮流，买房是个体获得巨额财富的捷径。

如果信奉劳动的价值，在房价相对平稳的时机，不愿加杠杆、不愿欠债，错过一步，可能就步步皆错，几年以后，就会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说到底，胜轩和迎欢都是努力的个体，都来自普通的家庭，两者的差距，不过在特定时期，是否拿得出一个首付。对胜轩而言，错过买房的最佳时期，在热闹繁华的广州，他此后的生活，将不得不为别人眼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苦苦挣扎。

在小小的062111班，仅仅八年时间，从同一时刻出发，个体命运的差异已显露无遗，群体分化的现实更是触目惊心。

相比更多孩子在时代夹缝中所享受的光芒，这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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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11班毕业五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统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该班大一时，在肇庆校区），再一次担任班主任，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间相差了九年。

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

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踏实的庆幸。

但通过近十年公共课、专业课上与孩子们的接触和观察，我感觉趋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就算我所面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

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种无法穷尽所有个体感知的清晰印象，是来自个别的偶然倾诉，还是包蕴了一个群体的确定趋势？

胡小芬1996年出生在湛江徐闻锦和镇，徐闻是广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隔海就是海南省。她有四个兄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2017年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弟弟在徐闻中学读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学六年级。

爸爸之前在家务农，因为收入太少，只得离家寻找门路。由于没有技术，爸爸主要在徐闻周边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稳定性，收入并无保障。妈妈先后在湛江、徐闻打工，主要是在广场擦皮鞋。

因为想要一个男孩，在有了两个女儿后，待小芬念到小学五年级时，父母一直在外面断断续续躲计划生育，顺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有一段时间的留守经历。弟弟出生后，妈妈又怀孕了，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又是一个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来，这样，小芬就多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随妈妈到了湛江。六年级第一学期，她就读在湛江市区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学费贵，妈妈负担起来过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

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毕业，都待在奶奶身边，和奶奶共同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

到小芬念初二时，爸爸也决定外出打工，并带上三个弟弟、妹妹。小芬选择独自留下，一个人守着奶奶，初中三年的学费，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费主要依靠奶奶去海边挖螺、种甘蔗、养家禽。奶奶出生在对面的海岛上，从小在海边长大，人非常灵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独自将孩子拉扯大的。

小芬明显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在妈妈生下弟弟交完罚款后开始变差的，没生弟弟前，妈妈在镇上的墟里卖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时，家里已盖了村里的第一个独立厨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盖的瓦房。

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罚了一万多超生款，还因为妈妈要带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开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撑。一直到现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换了楼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房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个房间，中间有个放牌位的厅，房子现在到处漏水，奶奶存了一点点钱，好不容易换了个屋顶”。家里的人气也越来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个人。

村里有一个图书馆，是小芬经常去借书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奶奶只要两姐妹进入图书馆，就很开心，在老人家看来，只要翻开书，就是在学习，哪怕她们看的是《爆笑校园》。

除了图书馆对小芬的滋养，乡村对小芬的馈赠，更多来自徐闻村庄随处可见的戏台，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节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就是看雷剧，带上孙女小芬一起观看，无意中培养了小芬对雷剧的兴趣。

（编者注：雷剧，原名大歌班，因早期以雷州歌曲调为声腔，曾名“雷州歌剧”，广东省雷州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小芬一直深感庆幸的事情，是父母尽管重男，但不轻女。他们四姊妹的学习，始终是爸爸妈妈最为看重的事情。高中阶段，小芬考上了徐闻一所中学，父母承担不起孩子们在湛江的学习费用，决定转移到徐闻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学费。

对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她极为感激父母能够陪她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样，很小的时候，就留守家中；

另一方面，她觉得就算到了五年级，也还是不宜离开父母，小孩天然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但她明白，父母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会难以为继。

多年来，真正让小芬一家人发愁的事情，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在徐闻打散工，一年的收入仅有一万多元；天气冷的时候，妈妈擦鞋一天，勉强可以挣到一百元，而天气暖热，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到。

但广东的天气，真正寒冷的时光，总是出奇的短暂。奶奶年龄已大，没有任何收入，除了两个姑姑偶尔接济一点，还得靠政府补贴。

小芬深知家里的状况，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兼职，不找家里要生活费。大一在肇庆校区，她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饭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个小时，每月能挣六百元，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轮到递交补助申请时，她也会按时填表格；而就读华南农业大学的妹妹，来自同样的家庭，就是不向学校递交任何助学金申请表，这让父母恼火，也让小芬恼火。

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够少一点，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临近毕业，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够考公务员，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孙女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小芬尽管对未来并没有确定的预期，但回湛江的目标非常坚定。“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欢雷剧，湛江有雷剧，我希望工作和雷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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