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熬了三年我丢了铁饭碗也丢了理想-2..

4

不知不觉，我在二中任教两年多，期间师父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努力把这两个班带到毕业”。我觉得这事几乎没有什么悬念，毕竟成绩在那里，而且我的学生缘很好。

唯一不太好的是我的身体。有段时间，我经常双腿发软，监考时晕倒过，可一直都没有告诉家人。还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又晕倒了，班里孩子都急哭了，平时没心没肺的他们好像突然懂事了，有的暖心地给我泡红糖水，有的搬凳子，还有的在我桌上留纸条，叮嘱我要按时吃饭。

因为没钱也没时间上医院，我整整拖了半个学期。师父说这样下去不行，如果家长知道我是个病秧子，肯定会跳起来撺掇学校把我换掉，学校对家长颇为忌惮，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不想失去两个班的孩子，就借钱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是压力大又吃不好，才导致了低血糖。

同事们知道后，都怪学校给的压力太大，说自己来二中之前身体多好，“来了两三年就‘五毒俱全’了”。我很担心大家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一转身到领导跟前诬陷我，连忙谎称自己本来就血糖低，“跟学校工作还有领导没关系”。

事后，包括师父在内，好几个平常和我要好的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提醒我以后千万不要在学校说自己有低血糖的老毛病。说如果领导知道我本来就这样，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换人；家长那边也一样，他们把孩子成绩看得无比重要，一旦知道一个低血糖的老师要带自己家孩子上初三，肯定跳起来反对，“到时候你辛苦带的两个班就只能拱手相让，这两年就白辛苦了”。

那时我很累，又常因谭老师的强势感到头疼，就觉得如果大家认为我身体不好，不堪重任，我可以不带，毕竟生病又不犯法。

师父却说：“傻孩子，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带这个班，而是你只能带下去，如果你这一轮被家长赶下台，那后来每一届家长都会给你贴上‘不行’的标签。被人嫌弃过的老师，尤其是新老师，就像草原上带着伤口的动物，注定是走不远的。”

从此以后，不管工作多忙，身体多累，我都坚持着。别的同事不舒服就给领导打招呼，不监考或者不执勤，可我不但无法言说，还要装出很有活力的样子，消除他们对我晕倒产生的疑虑。

因为班里的成绩一直不错，我又总是积极勤快，八年级毫无悬念地带完了。可是，在九年级开学工作安排上，我却意外得知，自己之前带的两个“好班”由一个新来的教师接手，而我被调到另一个班，接替一位即将退休的语文老师。

听说，这位“接盘”的新老师是本地教育局长的外甥女，她刚生完孩子，从外县调过来，马上就要评一级职称。如果这两个班中考不出意外，她就可以借奖励拿个证，一级职称也差不多到手了。

我还听说，是谭老师建议她带这两个班的，校长也颇为支持。同事对我分析道：“谭老师老公在教育局做办公室主任好几年了，也到了升迁的时候，老罗（校长）呢，来二中好几年，一直谨言慎行，连教学需要的资料都不敢订，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再次升迁。”

那天散会后，罗校长找到我，一开口就埋怨我和学生的关系没处好，“家长说你动员他们家孩子休学，都告到教育局了”。之后他又抱怨现在的家长都是祖宗，“难伺候得很”。

问了半天我才知道，罗校长口中的“学生”是张浩杰。

八年级快结束的时候，班里的张浩杰因为骨折请假一周，他本来基础就差，再耽误就更跟不上，我估计差不多了，打电话催他回学校。可谭老师不同意，觉得他来学校就是“危险分子”，万一磕了碰了，家长还得找学校麻烦，不如在家彻底养好了再来。

我和数学老师都觉得再怎么样他都应该把期末考试考了，谭老师却认为差生张浩杰到时分数要是考个个位数，多少100分也抬不起他一个。最后，她用一句话说服了数学老师：“小程不懂，你也不懂吗？你可以不在意成绩，可你都快退休了，还没想着评‘高级’？”

两周后，我又打电话问张浩杰能不能来学校，当天下午他来了，可第二天又不来了。再问，他就说已经休学了。

据说，张浩杰本不想休学，想和同学们在一起，但谭老师动员了家长：“反正他也跟不上，与其到时候考不上没学上，不如到八年级打一年基础。”

张浩杰是班里的刺儿头，常在外面惹是生非，谭老师为了他去过好几趟派出所。谭老师对我们说：“人家爹妈也不管的孩子，最好是找个由头赶紧甩掉，我可不想一把年纪再被叫到派出所挨教训了。”

我对谭老师的做法感到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过了几天，班里同学告诉我，张浩杰情绪很不好，经常半夜上QQ发丧气的“说说”。我找了个机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让张浩杰爸爸劝孩子放松心情，又说休学也是好事，“多一年时间复习，中考上线几率也大一点……”

当时，张浩杰爸爸还很感谢，不知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了我动员张浩杰休学。不过经历这件事，我也看淡了，如履薄冰带了两年“好班”，最后关头被悄无声息地换掉，其实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我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比我更失望的，是师父。没有了“优秀导师”的那3分，她评高级职称的计划终究在退休前泡汤了。

5

在学校里，关于我被“下放”的传说五花八门，可我压根没心思理会。学校给我分配的新班级，学风纪律都不好，是全年级公认的“最差的班”。

我面临一个新问题——如果这个班中考成绩落后，就说明我之前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不过是因为幸运，带了两个生源好的班而已。

我想证明自己，但并不顺利。因为只带了一个班，学校各部门好像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我身上，今天这个让我做“美篇”，明天那个让我写简报，后天又是整档案，罗校长甚至要我顶替一位请产假的生物老师去上课……有时，我连课都没时间备了，同事们还说：“小程有福啊，带一个班省多少事。不像我，快忙死了！”

新班级的孩子令人揪心，他们大多学习习惯很差，连听写背诵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有时我一个人盯不过来，就让家长配合一下，在孩子默写作业后面签字。可没过几天，罗校长就带领全体教师学习自治区教育厅的一个红头文件，上头明令禁止教师给家长布置任何形式的作业，连给作业签字也不行。

罗校长反复强调：万万不可踩“师德红线”，不能给集体抹黑，成为“人民公敌”。让家长签字这事若被告到上级，大家辛苦一年，效能奖都要少拿。

回到办公室，老师们炸开了锅，都觉得又可笑又悲哀。如今，不少人觉得老师拿国家工资，还把检查作业的任务推给家长，是不负责任。这想法当然没问题，可现实情况是，家长当天检查是一种预防措施，老师第二天检查出来，就成了补救措施。

对于学生而言，两者有质的区别，但在现实面前，老师都不想成为“人民公敌”。毕竟，这年头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熬过了特岗期，学校给我办了转正。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过上按月发工资的日子了，可后来才知道想多了——转正关系足足办了一学期，我先是加入“入编群”，每天填表，到各处盖章，表格却一次次被退回。光是“健康状况”这栏我就改了好几次，一开始说要统一写“良好”，后来又让写“健康”，最后又打下来，还是写“良好”。

折腾了一个学期，直到过年前几天，工资才发下来。考上特岗教师的第四年，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是借的。

这年冬天是最忙的，二中50%的老师都被派出去参加各种培训——因为快年底了，上面拨的培训经费没有花完，再不培训，钱就要被收回去。

听课时，大家照例先拍照、再聊天，最后轮到培训主办方拍照。大家把照片发到不同的群里，有的代表“培训我办了”；有的代表“培训我参加了”。

我们白天培训，晚上写心得、做PPT往“培训群”里发，还要做学校布置的任务。几天下来，人瘦了几斤。留守学校的老师也不好过，因教学任务量太大，他们顾此失彼，好多班都不得不上自习。

回到学校，工作积了一大堆，除了给同事分享培训的经验，还要应付各种教研活动、年末的督察评估，大家忙到没时间备课和改作业。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变了：我也习惯了不备课，去师父班里听完课，就直接照搬去自己班里讲；我只想提成绩，无暇思考什么语文素养和人文情怀了；我和学生也没有之前那么亲近了，对于那些经常打架斗殴、家长不管、老师也不敢管的孩子，我就暗自祈祷他们转学或休学；成绩太差的学生我也可以不闻不问，毕竟提成绩又不靠哪一个，如果管出了事要善后，我又没那个经济能力。

一次，一个女生来办公室，说她来例假肚子疼得厉害。看她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我心里不忍，给她倒了点热水。新来的老师小桃从抽屉拿出一袋止痛药递过去，却被她的师父拦下扔了。师父警告小桃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没事找事，这次，我没有觉得小桃师父不近人情，反而很认同她。

时间一长，我觉得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像谭老师，上课也越来越像师父。有次，学校组织开展师徒的“同课异构”，我和师父的设计居然如出一辙。听完课，大家都说我出师了，连罗校长都说我把师父的本领全学了去。

我终于获得了罗校长的认可，想起之前为了保护学生和谭老师闹的不快，因为备课、上课和师父产生的隔阂，我觉得好遥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是一开始的我了。

年末监考的时候，外面下了很大的雪，我突然想起电视剧《雪花那个飘》里的一个场景——外面下着大雪，男主围着红围巾，在教室里朗诵《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那时我正在念高中，第一次萌生了当语文老师的念头。

我又想起做老师的第一年，我穿着白色麻布裙穿过楼道，几个班在诵读《诗经二首》：“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一年，我和学生在各自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读着美好的诗，做着美好的梦。

我以为做语文老师一直都是这样，读诗写字，与世无争。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更加不堪。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写好辞职信让师父帮忙看，师父惋惜地说：“熬了3年，好不容易转正了。生活不容易，你出社会就晓得了。”

可我心里明白，再也没有人可以以任何理由说服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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