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秋功罪：邓公的遗产-3..

03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除了对人性与常识的尊重，和对规律的顺应。

小平在具体工作中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

他深知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领导人，最忌讳的就是事无巨细、往上管天管地，下管鸡毛蒜皮。

他像一个老成持重的观察者，重复发挥群众的创造性，遇到新鲜事物，先放一放，看一看，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失败了总结教训。这是改革开放探索当中最低成本的玩法。

推动广东早期改革开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这套工作方法：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永不探索、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是极端教条主义的做法。

探索肯定会摔跤，摔了跤站起来接着走就行。

对于这套工作方法，我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 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40年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重大的危机阶段。

有人批评小平不懂创新，其实领导者根本不需要创新，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再伟大的人也只有一个脑子想问题，他做的无非就是判断和承认，好的东西承认并推广，不好的吸取教训就够了。

还有人批评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这更是无稽之谈，戈尔巴乔夫设计了一整套理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部都设想好了，被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甚至用来攻击邓小平的“土鳖”法子，结果如今的苏联已经灰飞烟灭，而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崛起。

所有的改革都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做方向性的设计，改革不同于修桥盖楼，没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

只要大目标不变，长计划短安排，在实践当中随时的调整修正，大方向就不会出问题。所以与其说小平是“总设计师”，我更愿意称呼他为“总舵手”，实事求是，把握方向，随时调整。

讲两个我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故事吧。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还都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蜜月期，1984年国庆节游行，北大学子自发拉开的“小平您好”横幅，标志着邓小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巅峰。

然而随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1985、86年开始，共识已经开始破灭，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车，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闭的力量此消彼长，一个政治人物取悦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98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泛滥，很多人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经济上由于双轨制带来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在物价闯关期间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空前尖锐。

当时33岁的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全中国进行了一组大跨度、长时间的综合性采访，其间采访了很多封疆大吏、著名学者，也走访了各地资深的记者，收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写了一份内参，叫《中国走势采访录》，主要讲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沿海与内陆的冲突、开放和改革的失衡。

这份内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也因此被请到中南海进行汇报，在汇报中我痛陈了问题的严重性，甚至直言不讳：环境脏了可以用水来洗，人心脏了可能就要用血来洗了。

不到一年，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机，外部有欧美制裁，内部也处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

一个月以后，小平终于走出来了，发表了一次讲话，这次讲话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一下子稳定了军心，稳定了党心，稳定了民心。

现在回头看，印象最深的就是几句话：“这场风波迟早回来的。早来比晚来好”。

那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大气磅礴和镇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国的很多关键节点没有这么一个伟人，真的扛不住。 

在风波结束后，小平也正式宣布了退休，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也该去安享晚年了。

但是没有想到，他又一次发挥出了人们穷尽想象都想象不出的巨大历史作用。

1990、91年，极左力量开始抬头。党内总结教训，认为“放”得太开，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反击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甚至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文革时的东西开始复辟，很多企业选择“带枪投靠”。

整个中国处于停滞状态。

大概是1991年10月份左右，中央终于开了风波后的一次全会，我看了公告以后，觉得语言老套，波澜不惊，不由有些失望。

没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里突然叫我接电话。

我进了采编室把电话拿起来，原来是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给我打的电话。

穆青这个人有个特点，非常平易近人，他不摆架子，所以我们都对他很尊重，有的时候也亲切地喊他为“老头子”。

他在电话里说“小王啊，我是穆青，我过几天要来广东，主要是对广东进行一次认真的了解和采访，至于写不写和写什么再说，你得陪着我。”我说“现在宣传广东不合时宜吧。”他说不对，最近中央开完全会，这次全会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再次坚持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说这不都是老生常谈了么。

他说：“错了，在此之前的风向是要废除掉这句话，甚至回到老路上去。这次再次重申，非常了不起，就像一辆车在往下滑的时候刹住了。

那么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到底站不站得住？广东的探索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未来之路？众说纷纭，我作为一个老记者，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现在回头来看，穆青同志真是有着极高的新闻敏感度，他和小平几乎是前后脚到的广东，穆青是1991年12月中旬来的，苏联解体是12月25号，小平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1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

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国内的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很多人也在怀疑红旗还能扛多久，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甚嚣尘上。

那个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区的重点采访后，我们落脚顺德的顺峰山仙泉酒店小住。

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讨论稿子，突然接到电话，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打来的，他说，我们从珠海到顺德的这五天时间里，小平已经到了广东，而他负责全程陪同。

他还汇报说：小平此行本来是高度保密，但前两天已经被香港媒体泄露出去了。原来是小平去了深圳的锦绣中华参观时，被一个有新闻敏感的香港游客拍到了，这个游客倒头过了罗湖口岸就以10万块港币的价钱将照片卖给了香港报社，这家报纸立刻刊发了头版头条独家新闻“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广东。

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负责整个接待流程。

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谈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

小平来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见各省大员的时候都在说：“书记大人们，你们要看就看广东，别学北方那群老爷，还要记住一点，不改革就要下台！”

到了深圳后，小平看到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越看越高兴，回到宾馆，老人家却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直接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

当时广东省委希望能够借小平来的这股东风扫去原本沉闷的气氛，广东省委请示小平，希望把南巡的事件公开报道，小平话也不多，就说“不开这个口子”，大家也就没什么办法。

但是有关方面还是不死心，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和小平的女儿毛毛，认为鉴于香港已经炸营，各界都在议论纷纷。

希望穆青同志以新华社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同意将小平南下公开报道。

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很激动，忙不迭的直劝穆青，希望他接受这个建议。

没想到穆青足足沉默的抽完一只烟后，才说“唉，谁能做得了老爷子的主啊”。

意思就是老爷子自己都说不让发，那谁说也没有用的，穆青是多年的老党员，非常讲原则、讲党性，所以放过了最直接的报道机会。

新华社不公开报道，但没想到被一个老江湖、老狐狸抓到了机会，就是深圳的市委书记李灏。

后来我见到写那篇名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我就问他：“当时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也在随行，掌握的信息比你还多，为什么你写了这篇名震天下的文章，他却没有写出来呢？”

他说李灏书记当时跟他说，不管能不能报，你都全文记录下来，不要遗漏。

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为了保密，他亲自去买了一个走私的小录音机，把真实的历史资料抢救了下来。

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原来以为只是接待而已，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眼前爆炸，他们都成了历史的参与者。

以往，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激情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就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是人类共有的”“谁不改革谁下台”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既要防右，更要反左，更主要的反左”……句句都力拔千钧。

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小平甚至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这对于一个88岁的老人而言，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损耗。

小平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也仿佛是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炉火纯青的判断，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他不会有半点懈怠。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发生了转折，小平南巡之前，仿佛雷暴将至，乌云滚滚，接下来是黎明还是黑夜？谁都说不清楚。

小平最后这次四两拨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发春华” “于无声处听惊雷”，终于把中国这趟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

此后的中国围绕着经济建设，几无偏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而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回到我跟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士所聊的那个话题，小平的长寿可以说得上是“天佑邓公、天佑中华”。

如果棋至中盘下棋的人弃盘而走，工程做了一半工程师却不见了，那局面将会彻底无法收拾。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无论小平再伟大，他只能以失败者的形象留在历史上，那真是“倘使当时身先死，一生功过有谁知”了。

所幸小平用自己毕生的功力，在广东把这盘长棋圆满收关，他也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

04

尾声

我从大学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来一直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然而越到晚年，我就越倾向于不可知论，前沿物理学理论的探索也印证了这一点，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观察、无法解释的现象，不一定都是迷信，都是唯心主义。

从逼出来的改革，到放出来的活力，再到摸出来的市场，40年来中国面临无数次危机，稍有不慎就会全盘倾覆；74岁再出山的船长邓小平，更是垂垂老矣，中国很多方向性的抉择却又不得不系于他一身；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投资天才都一次次预言中国要崩溃，一浪浪的时代红利又推动着中国不断向前，产业链转移、互联网浪潮、消费升级……

40年过去，中国居然就这么走了下来，甚至走到了和“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直接对话的位置上，仿佛冥冥当中，真的有一种挡不住的国运在庇佑着中国。

如今的中国确实面临着暂时的困难与危机，很多企业家朋友来找我，诉说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想要“换船”的打算，我都会告诉他们，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依旧坚定地看好中国。

只要我们不走回头路，不犯颠覆式错误，能够光大邓公的遗产：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暴发户，所谓的崛起，只不过是历史的回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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