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17：概念化与了解-2..

在经济史这方面以外，没有人敢主张在人的历史当中有些不变的关系。过去，在欧洲人与落后民族的武力战斗中，一个欧洲兵可以敌得过几个土著兵，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决没有人愚蠢到要「衡量」欧洲人的优越「量」。

这种衡量之不可能，并非由于技术上欠缺衡量的方法，而是由于没有不变的关系可以衡量。假若只由于技术上的欠缺，至少在某些情形下还可做一近似的估计。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不变的关系存在。一些关于经济事象的统计数字，都是历史资料。

这些数字只吿诉我们，在不会重演的历史事件中发生过的情形。物理学的一些事象可以靠我们在试验中得到的知识（关于不变的关系的知识）来解释。历史事件不宜这样解释。

历史家可以把那些合力促成某一已知的后果的一切因素列举出来，也可以把那些具有相反作用的一切因素列举出来。但是，他不能用计量的方法一一指出这些因素对于这个后果所发生的作用各有多大，除非是靠了解。在历史这个领域中，「了解」相当于物理学的定量分析。

工艺学会吿诉我们：为要使Winchester式的机关枪从三百码的距离射来不致射穿一面钢板，这面钢板应该有多厚。因而工艺学会解答一个躱在一面钢板后面的人（钢板的厚度已经知道）何以被一射击杀伤或未受伤。

但是，历史对于下面这类的问题却无法给以确切的解答：为什么牛乳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为什么一九四四年的大选，罗斯福总统击败了杜威州长，为什么法国在一八七〇～一九四〇年间是共和政体。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除靠了解以外，不容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处理。

了解对于每个历史因素都会予以关联。在了解的运作中，没有武断和任意可以存在的余地。历史家的自由，受了他自己为对眞实有满意的解释而努力的限制。指导他的方针是在寻求眞相。但是，在了解中必然渗入主观的成份。历史家的了解总要染上他个性的色彩。也即反映他的心灵。

一些演绎的科学——逻辑、数学，与行为学——在于探求一种无条件地普遍有效的知识，对于所有具逻辑结构之心灵的人们，都是有效的。自然科学所寻求的认知，对于那些不仅具有人的理知，而且具有人的感官的人们，统统有效。

人心的逻辑结构和人的感觉之一致性，使得这些部门的知识具有普遍有效的特征。那至少是些物理学家作硏究时的指导原则。只是，近年来他们已开始看出，他们的努力有了缺陷，放弃老辈物理学家的过份自负，发现了「不确定原则」。现在他们认识到，有些视察不到的东西，它们之不可视察，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原则问题[20]。

历史的了解所得到的结论，决不是所有的人一定承认的。两位历史家，对于非历史的科学所敎的东西完全同意，对于那种在不靠相关的了解而可认定的范围以内所作的事实认定，也完全同意，但他们对于这些事实之间的相干性，可能有不同的了解。

他们可能完全相同地认定a、b和c这些因素合力促成一个后果p；但是，对于a、b和c的个别贡献各有多大，就会不能同意了。关于这方面的了解，就得受主观判断的影响。自然，这些判断不是价値判断，不是表示历史家的偏好。这些判断是相干判断（judgments of relevance）。 [21]

历史家们由于各种原因会意见纷歧。他们对于非历史的科学所敎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对于那些作为推理根据的记录，有的精通，有的不很精通；他们对于一些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所用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了解。所有这些纷歧都可用「客观」的推理来解决：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得到一致的同意，是可能的。但是，历史家们在相干判断方面所不同意的，却无法寻求一个解决而为所有头脑淸楚的人所接受。

科学方面用心的方法与普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用心，并非种类的不同。科学家所用的思想工具与普通人的一样；他只是用得更技巧、更谨愼而已。了解并不是历史家所独有的，每个人都会了解。每个人在观察他周遭的环境时，他就是一个历史家。

每个人都是用了解来对付未来的不确定，他必须为未来而调整他自己的行为。投机者的推理，也即对于那些决定未来情事的各种因素的一番了解。这里，让我提前强调一点，即：行为的目的必然是在将来，因而是在不确定下的情事，所以行为总是投机（speculation）。行为人好像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看未来。

Natural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自然史和人类史

宇宙起源论、地质学、以及生物演变史，都是属于历史方面的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是一些特殊的往事。可是，它们所用的方法只是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无须乎了解。它们有时要依赖一些近似的计量。但是，这样的估计并不同于相干的判断。它们对于量的关系所作的估计，远不及「精确」的衡量。我们不要把它们与人的行为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相混淆，后者的特征在于没有不变的关系。

如果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心目中就只有人的行为史，而它的特殊心智工具就是了解。

「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都得力于试验方法」这种说法，有时可用天文学为例加以驳斥。现代的天文学，实质上是把物理学的一些法则应用到诸天体，而物理学的那些法则是在地球上靠试验发现的。可是，早期的天文学大都基于一个假定，即假定诸天体的运行并不改变它们的路线。

哥白尼（Copernicus）和柯卜勒（Kepler）只是猜测地球绕太阳的路线是怎样一个形状。由于圆形被认为是「最完美的」曲线，所以，在哥白尼的学说中，就以圆形作为地球运行的轨迹。

后来，在柯卜勒的学说中，以椭圆形代替圆形，同样也是猜测。一直等到有了牛顿的一些发现以后，天文学才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严格意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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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譯者註：Lourdes是法國西南部Pyrenees山脚的一個村子，天主敎的朝聖地。據傳說，1858年聖母瑪利亞曾在這裡顯現。這裡有大理石的巖穴，其中泉水以治病的奇蹟聞名。因此這裡有一常設的醫療機構，從事這些奇蹟的搜集與檢討。

[17] See below, pp. 412-414.

[18] 見第十七章第四節。

[18] Cf. below, p. 351.

[19] 參考第十六章第五節。

[19] Cf. A. 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New York, 1939), pp. 28-48.

[20] 參閱A. 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New York, 1939), pp. 28-48.

[20] As this is not a dissertation on general epistemology, but the indispensiable foundation of a treatise of economics, there is no need to stress the analogies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relevance and the tasks to be accomplished by a diagnosing physician. The epistemology of biology is outside of the scope of our inquiries.

[21] 因爲這不是關於一般認識論的論著，而是一部經濟學論著所不可缺少的基礎，所以這裡無須強調歷史關聯的了解與一位醫生所要完成的工作之間的類似處。生物學的認識論不在我們研究的範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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