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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08:1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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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垄断:数字化时代的新命题与高风险

  网络时代的竞争,是企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垄断的关键在于用户资源。可以看到,在许多细分领域,例如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前30大头部APP、快递行业、游戏行业、商超、移动支付及云服务领域,阿里、腾讯联手都已占据7成左右份额。这是个敏感的信号。其中包含的可能性,令不少人忧虑。

  为超额收益的收割冲动, 对数字化时代的个人,阿里巴巴和腾讯,可以了解得彻彻底底:你听什么歌,看什么书,追的明星,粉的爱豆,玩的游戏,真正会为什么而花钱。

  由于掌握消费者的终端数据,个性化营销无处不在。你无意间搜索或提及的商品,下次很可能出现在购物APP推荐页。


  价格歧视也无处不在,从同程艺龙到淘宝,办公室里不同的人打开同一个商品页面,却看到截然不同的价格。当个体成为APP内不同的标签,越忠实、越有钱的用户,有可能遭遇越狠的定价策略。

  消费陷阱铺天盖地,各处随手可得的互联网信贷资源太过丰富。白条,花呗,月付,微粒贷,借钱……只要愿意借,几乎每家互联网企业都能够给你放高利贷。

  资本都是逐利的,在生态的名义下,在投资的伦理中,它们把敌人变成朋友,把上下游变成投资对象,把流量变成现金,把连接变成赋能,驱动活跃用户成为付费用户,驱动付费用户选择自动扣款,驱动自动扣款用户“打白条”消费,实在转换不了的免费用户,就榨一榨,变成广告商的“人头”……


  当你沉迷,当你被定义,当你被诱导,当你被投喂,这一切,都变成它们报表上的业绩。腾讯与阿里的投资并购策略越成功,说明消费者被渗透得越彻底。

  在一场场马拉松式的以垄断为目的的并购中,普通人的时间、信息来源、金钱消费,向互联网头部企业及个人迅速集中。  因“经营者集中”而利益受损的,第一个往往是消费者。

  2015年,滴滴和快的合并,合并后迎来的就是报复性涨价。如今在深圳等一线城市,滴滴的价格并不比出租车优惠,不同的只是出租车的份子钱交给了的士运营公司(后者需给政府支付牌照费用),而滴滴司机的抽成交给了平台而已。 这就是互联网经济的典型收割之道。

  在互联网时代,市场份额集中带来的超额收益更甚。一款年流水超过100亿元的《王者荣耀》,只是由腾讯游戏下面一个项目组开发的。几十个人生产的东西,能够被12亿微信用户所使用,并产生经济收益,这是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经济模式。


  在传统工业时代,生产、成本与收益之间几乎是线性对应模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互联网经济的两大核心特点,一是网络效应,同一张网络上,连接进来的用户越多,价值越高,更多的第三方愿意接入,比如微信,你身边的人都在使用,这无疑将吸引你使用,最终12亿人因为连接集聚在这张网里,由此商机无限;二是边际成本迅速递减,为了第一个用户搭建好的APP,第二个用户使用成本几近于0。

  在互联网时代,投入产出比剧变,一分耕耘可以变成1万分收获,甚至12亿分收获。

  这让巨头们能够忍受长久的亏损,尽可能做大规模钩织巨网,获得最终的垄断终局,并吃掉桌面上全部筹码。  当一张几亿人的网络开始变现时,潜力是非常惊人的。


  2015-2018年,美团累计亏损了300亿元,补贴商家,补贴骑手,补贴消费者,它最终成功使得自身的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32%提升到了59%。它要做的就是留在牌桌上,用巨额融资,熬死其他对手(图7)。

UfqiLong

  在此期间,阿里收购的饿了么维持住了36%的市场份额,但其他玩家基本销声匿迹。

  2019年,美团首次实现盈利,虽然只赚了22亿元,但是市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拐点。2020年至今,美团股价上涨了160%,市值高达1.37万亿港元,而同期恒指下跌14%。

  坐拥超过4.6亿用户的美团,有的是办法扩大盈利规模。


  2020年4月,广东省餐饮协会公开喊话美团,要求其降低抽佣费率。据悉,美团对部分小商家抽佣甚至高达20%-30%,而起初只有5%。9月,《人物》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生动讲述了600万骑手如何在算法的压力下,用生命送单,成为马路上遭遇交通事故最高的一群人。

  然而,无论它们曾掀起过多么鼎沸的舆论浪潮,对资本而言,那些,也许不过是在盈利曙光下的细微阴影。

  随着美团市值暴力拉升至1.76亿港元(2020-11-10),曾在美团上投入480亿元的腾讯,如今坐拥3500亿港元持股市值,单一项目回报超过2000亿元。


  所以你能见到,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合并的故事此起彼伏。阅文集团收购盛大文学,斗鱼和虎牙合并,在资本助力下,快速形成某个细分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

  而有多少寡头,能够压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冲动?它们背后的资本,也作此念吗?

  我们薅过的羊毛与便利,终将都成为一种捆绑。


  创富机遇内卷之忧

  2018-2020年,中国首富,正是马云、马化腾二人轮流坐庄。

  系统梳理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榜单上与阿里、腾讯有股权架构上合作关系的富人,更多达55人,超过1/10。他们的创富能量不仅远超榜单均值,更远超普通人。  如在快递物流领域,共有7人上榜,除了顺丰王卫,其他富人皆出自阿里系。

  在电商、新零售领域,共有12人上榜,8人出自阿里及腾讯系。  估值1500亿元的微众银行,带动深圳老牌富豪朱保国、林立身家大幅上扬,他们各自持有微众银行20%股权。

  而新生代(40岁及以下)上榜富人共34位,其中14位接受了来自阿里及腾讯系的投资。如拼多多黄峥、快手宿华、寒武纪陈天石等,无不是在腾讯/阿里的加持下,跻身全中国最富500人的行列。而不惑之年的黄峥,身家已突破1300亿元。


  如果蚂蚁集团成功上市,按其员工及高管持股占比一半,彭蕾持股市值将达到2000亿元,数十人将拥有百亿身家,明年的500富人榜上,一大波阿里系新富,正焦急地徘徊在榜单的等候席位。

  在中国的创业人群中,流传着一句话,创业离不开三种结局,生,死和BAT。遇上A和T,金钱与流量,是对创业者最好的投喂。阿里和腾讯,则可以强化自身的流量入口地位。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与二者的示范、扶持不无关系。然而,如此之高的富人占比,不由让人思考,这一互生互促链条,是否带来了创富机遇的内卷?

  通常意义上,竞争,比垄断,带来更多的创新。而创新,才能最本质地创造消费者福利。财富,则是对创新的一种激励机制。如果巨头剑指之处,创富机遇也呈集中之势,创新生态也可能变形甚至扭曲。


  反垄断的突破

  当一个市场高度集中,无论用户、员工还是同行,产业链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可能受其羁绊。如果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身处美国,可能面临怎样的情况?来看看它们同行的境遇。

UfqiLong

  在美国,反垄断监管有着悠久历史。1890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此后100多年,美国反垄断法体系不断增强,其主要禁止三类行为:阻碍交易的行为;有可能大幅降低某一特定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兼并;旨在获得或维持垄断地位的反竞争行为。

  从IBM到微软,再到谷歌,三代互联网霸主都饱尝“反垄断”大棒的滋味。

  上世纪末,微软影响如日中天时,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垄断调查,调查的理由是微软是否利用Windows的垄断优势绑定浏览器及Office套件,打压竞争对手。这场调查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赔偿官司,仅在加州,2003年1月,微软就同意拿出11亿美元,赔偿加州消费者;2004年,欧盟判定,微软滥用其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需要支付5亿美元罚款。此间,微软一度面临被强行分拆,比尔盖茨也因此退居幕后。


  2020年,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认为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都拥有垄断权。其中,反竞争的“杀手级收购”正是委员会关注的核心议题,该报告调查了Facebook收购Instagram是否为了扼杀竞争对手。拆分这类收购可能是未来监管的重点。

  2020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及11个州政府正式向谷歌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了反垄断法。起诉书称,谷歌与苹果公司以及安卓系统设备制造商签订了排他性合同,这些合同使谷歌得以维持垄断地位,同时扼杀了美国搜索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该诉讼还指责谷歌利用垄断利润,为其搜索引擎购买包括苹果浏览器在内的网络浏览器上的优先待遇。


  美国反垄断法的终极目的,是“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来保护经济自由和机会”。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创立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看来,创新是决定消费者福利的最重要因素,而竞争比垄断更有可能带来创新。

  在中国,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对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三类行为进行了约束,互联网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受到管制。2019年双11活动前,格兰仕就天猫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逼迫品牌“二选一”站队提起诉讼。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也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2019年,腾讯音乐更受到该局反垄断调查。


  尽管这一调查已于2020年初终止,但2020年1月公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拟新增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规定,引起广泛关注。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日前在公开场合表示,“防止金融科技助涨‘赢者通吃’的垄断”。

  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剑指日益膨胀的网络平台经济。

  在法律专家看来,对于全新生态的互联网行业,垄断的界定有诸多尚待厘清之处,比如,免费的微信算不算垄断?对全民大数据的隐形控制算不算垄断?不过巨头对此,已有心理准备。阿里巴巴在港股二次上市时,已把受到反垄断调查和处罚列示为风险之一。


  如今,消费互联网已步入存量时代,加之巨头出海战略受阻,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正在加剧。可以观察到,无论创业企业的上市,还是已上市公司的并购整合,都在加速,头部化进程加快。这意味着,垄断之势将持续演进。在海外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愈收愈紧之下,中国这一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会不会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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