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从学生到导师..

[编按： 转载于 外交事务网/Foreign Affairs, 2020-12-04. 有删节。 作者为 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蔡霞女士。]

我出生在一个中共军人家庭。1928年国共内战初期，我的外公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停战，我的父母及我母亲一家好几个人都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投身于抗日战争。

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而言，生活是美好的。

我父亲担任南京附近地区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我母亲则在父亲部队所在地城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担任主管。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和我的两个姐妹有半点特殊待遇，以免我们变成“资产阶级娇小姐”。

父亲的公务车绝不允许我们乘坐，警卫员也不能替家里做家务活。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父母的地位中获益，生活无忧，从未遭受过毛时代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困苦，更不知道大跃进期间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我眼中所见是一片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家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书籍，如《斯大林选集》和《干部必读》等。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把这些书当作课外读物。每当打开它们时，我都会充满敬畏之情。

尽管我不懂书中复杂的观点论述，但我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楚的：我必须热爱祖国、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建设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在1969年我17岁参军入伍之后，我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毛泽东要求所有人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六本马列著作。

书中有一段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字给我留下持久印象：“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我当时还不太理解自由概念的含义，但那些话萦绕在心。

正因为此，当事实证明（当权者）并非改革者，我并不感到惊讶。

部队分配我到军医大学工作，职责包括管理图书，其中不乏“反动”书籍，大多是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的中译本。这些“灰皮书”仅限于体制内人士参阅，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敌对方。

我私下里读了这些书。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美国记者威廉·希尔（William Shirer）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https://ufqi.com/news/ulongpage.2081.html   ）以及一些苏联的小说。

我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思想世界，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理。

1978年我离开军队，转业到苏州市郊的一家国营化肥厂，在其工会及党委任职。那时，毛泽东已去世，文革结束了。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而作为改革开放之一部分，邓招募年轻一代有改革意识的干部，以培养成未来党内接班的人（第三梯队）（见闻于 https://ufqi.com/news/ulongpage.2041.html  ）。

每个地方党组织必须选择若干成员充当第三梯队，苏州党组织选择了我。我被送到苏州市委党校学习两年，在那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我们还接受了一些古文经典的培训，由于文革期间教育的中断，我们错过了诸如此类文化知识的学习。

我两次通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价值的理论，即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积累财富。

此外，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马克思由此发现：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体系是建立在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1986年我毕业时，学校人手短缺，我被邀请留在当地党校任教。我欣然接受，却让市领导感到失望，他们更看好我作为党工干部的前景。然而，我的新工作开启了我在中共意识形态灌输体系中的学术生涯。

从学生到导师

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处于中共党校系统的金字塔尖。自1933年创建以来，中央党校培训了几代中共高级干部，后者管理着全国市级以上官僚机构。中央党校与党内精英关系密切，始终由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 （2007年至2012年，校长是习近平。）

1989年6月，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者，造成数百人丧生。私下里我感到十分震惊：解放军竟然向大学生开枪，这与我从小接受的人民军队保护人民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杀害人民。

这些抗议活动以及东欧共产党垮台让中共高层大为惊慌，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抵制意识形态上的懈怠。党中央要求地方党校派一些教师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加强党的思想。

我所在的苏州党校选派我入京。我在中央党校的短暂逗留激发我想在那里深造的愿望。我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入学考试，后被中央党校理论系的硕士班录取。那时我如此热衷于中共党的路线，以至于在我背后，同学们戏称我为“马克思老太太”。 1998年，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加入了学校的教职员工行列。

我的一些学生是正规研究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训练，参与中共历史等常规课程的学习。但是，其他学生则是中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省市领导和部级官员。

我的一些学生还是中共中央委员，该委员会由数百人组成，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最高机构，负责批准重大决策。我眼中所见是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并不容易。教室中的摄像机记录我们的讲课，讲课时会有教学主管人监看。我们必须让班上那些高级别、阅历丰富的学生觉得课程内容生动，但又不能太过灵活地解释党的思想理论，或引起人们对理论“软肋”的注意。

一般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班上官员提出的棘手问题，并给出明智的答案。

他们的很多问题都跟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令人困惑不解有关，而中共意识形态恰恰是要为中共所实施的现实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比如，2004年对中国宪法的修正案说，政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但又该怎么解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废除私有制的观点？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激励人们并提高生产率，但这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诺言相符吗？

不错，我仍然忠于中共，但我在质疑自己的信念。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从马克思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即使在言论空间不断窄缩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学者将这一讨论延续到了九十年代。我研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个体。我认同那些强调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我批评过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应该始终牺牲个人利益为党服务。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挑战传统中国“富国强兵”的观念，我认为只有在党允许中国普通平民富裕起来的前提下，中国才会强大。

而现在，我再向前推进一步：在多篇论文和演讲中，我指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太过主导，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使私营企业参与竞争。

我还认为，腐败不应被视为个别干部的道德败坏，而应被视为政府控制经济所导致的体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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